坊上人　　走在抗日救国运动前列的西安“坊上人”

走在抗日救国运动前列的西安“坊上人”

马新芳

　　一、《松花江上》从西安回族坊上唱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悲怆、凝重的著名歌曲，当年曾在那国破家亡、背井离乡的东北人民中，唱得不禁使人肝肠寸断，潸然泪下。
　　就是这首风靡全国、流传不衰的歌曲，有人说是从关中唱起，有人说是从西安唱起。到底发源地在那里，准确地说，是从古城西安的回族坊上唱起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三省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1935年，十余万东北军被调遣陕甘两省。古城西安街头，滞留着数以万计东北军官兵和流亡的东北同胞。
　　在西安大学习巷、庙后街等回族街区的现市二十五中学、庙后街小学、庙后街办事处等地方驻扎着数千名东北军将士和无家可归的流亡东北学生。当时，西安回族抗日救国活动日益活跃，日军轰炸机对西安的狂轰滥炸，造成大批回族同胞伤亡，更加激起群众的抗日情绪。群众自发组织了“回族抗日救国协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如大学习巷马正卿先生办起了“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刘希贤等创办刊物《流火》、孙明初先生在大学习巷清真寺对面创办了抗日小报，宣传抗日活动，同时向东北军将士和流亡学生分发抗日传单。而大学习巷清真寺办起了抗日夜校，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东北学生、战士和当地回、汉族群众学习。这样，大学习巷清真寺及其邻街地区成为西安抗日救亡的一个中心而吸引了很多有志爱国之士。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下，当时任教于省一中(现二十五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寒晖先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在教学之余，常去大学习巷夜校讲课，通过伊斯兰派报社散发传单，是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的常客，经常在图书馆门口的黑板报上换写新板报内容……当时，张寒晖通过与东北军官兵及其家属、流亡学生的朝夕相处，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心底的亡国之恨和家破之痛，无法抑制自己内心强烈的创作激情，谱写出了《松花江上》一歌，写出了民族创痛的心声。正如著名作家萧军在悼念张寒晖的诗中所述：“春暖寒晖下夕烟，松花江海去潺潺。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这首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悲歌，不久便唱遍全中国，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二、日寇对西安的狂轰滥炸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大片国土，由于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终未实现西渡黄河、侵入关中平原的野心。然而，日本的战机却对西安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大片房屋夷为平地，许多汉、回族同胞在爆炸声中丧生，日寇在西安又欠下了一笔笔血债。
　　日军首次轰炸西安是在1937年11月13日，而1938年11月23日，是西安人尤其是“坊上人”难忘的一天。这天正逢“尔德节”，各坊千余名穆斯林聚集在各个清真寺祈祷。警报拉响不久，约20架敌机飞临西安，炸弹多数投在回族聚居区，全市13座清真寺被炸，约120名回族同胞被炸死炸伤，著名阿訇马庆福、李三宏等不幸罹难。敌机轰炸洒金桥清真古寺未中，炸弹落在寺的后面，震倒一堵高墙，墙土砖块盖住了香米园嗉子坑(现在的早慈巷煤店一带)一个防空洞的洞口，洞中17个回汉同胞全部窒息而死。日寇以清真寺及回民住宅为目标，炸毁清真寺四座，化觉巷、大皮院、小皮院、广济街被毁民房数十所。敌机炸毁大皮院寺沐浴室的时候，左方过厅的山墙同时震到，室内的工役以及教胞均被砸死；小皮院寺大殿南部被毁；广济街寺大殿虽未倒塌而全部已经倾斜，该寺死伤八、九人，刘宗云教长被弹片炸伤八处；化觉巷清真寺大厅前投弹一枚，死伤各一，其他各街巷死伤遍地。
　　1939年“双十节”，日寇又轰炸西安，城西香米园的防空洞被炸，躲在洞中的百余名回汉族群众全部遇难，其中回民有6O余人。回民居住的红埠街十字陈家老少四人被炸死，化觉巷回族中医孙先生全家三口全部遇难。
　　敌机空袭后，陕西回教抗日救国协会组织服务队进行战时救护、侦察、警卫、宣传、防空、掩埋等项工作。西安分会成立了青年服务团，由杨绍原任团长，马图轩任副团长。1940年，敌机又空袭西安，回民居住区大学习巷、小学习巷、洒金桥、大麦市街、小皮院、庙后街等街巷都遭轰炸，炸毁寺院五座、炸伤回族群众200多人，青年服务团积极抢救。青年服务团的回民青年很多，本地人、外籍人都有，号称“八百青年”，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他们维护回民地区的街巷治安；救死扶伤，埋葬尸体，一次，敌机轮番轰炸，香米园简易的防空洞中弹塌陷，附近回民群众在里面躲藏的很多，服务团员赶往抢救时，敌机又飞临上空投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生者，运走死者，并协助领取救济金和“开凡"等。
　　当整个华北沦陷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成千上万的回民纷纷逃难到陕西，回协发动群众，安置救济难民。他们打扫清真寺的空房、过道等，安排难民临时安身，动员居民给难民送茶送饭，不少回民捐献钱粮、衣物、铺盖等，解决了部分难民的燃眉之急。许多回民生产和生活无着，回协分会向社会各慈善机构呼吁资助，并成立了救济生产基金保管委员会，由朱子桥、王月波、路禾夫担任正副主任，下设小宗贷款处，由理事马子猷负责，困难的回民每户可借多者十元，少则两元，藉以维持生计。同时，还用赈济款买了一批食盐，交由市内回民居住地方的合作社代为经销，供应回民食用。大华纱厂和华峰面粉公司等企业也安排了一些回族青壮年当工人，经过各界的协调努力，绝大多数难民得到了安置。
　　三、同仇敌忾，抗日救亡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1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了“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希望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代表，接着，又成立了“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
　　1937年1月28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与推动下，西安400多个救亡团体共15万人在革命公园召开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大会"，回民群众数千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在潘自力的主持下，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誓死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七·七事变”后，在党中央的号召和陕西省委的推动下，陕西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成立了“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回族爱国人士不甘落后，他们动员回族群众，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支会”。西安回民青年学生始终走在陕西回民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前列，他们成立了“后援会西安回民学生支会”，负责人是西安高中的马生金，会员有刘希贤、马啸、穆家琨、马杰明、乌光炎、马希明、马士年、马志琪、铁锡光、马丽贞、金长麟、安云翻、海仪生、马骞、马景华、冯增烈、刘焕章、马骋等百余人，他们和各阶层回民一起，积极投身到陕西地区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洪流之中。
　　1938年1月28日，西安各界召开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大会”。会后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新华日报》以《西安抗日游行回民热烈参加》为标题，报导了这一活动。
　　1938年2月11日，西安各界在体育场召开“反侵略宣传大会”。下午6时散会后，回族群众和西安各界爱国人士上街游行，他们“手执火炬、灯笼，从北大街、南院门、西大街直至钟楼。”
　　1938年秋，白崇禧来西安，抗敌后援会回民支会在大学习巷清真寺召开欢迎大会。会上，白崇禧讲了陕西回民在国难之际要加强团结，服从政府领导，共同抗日御敌，他欢迎陕西回族青年学生到广西黄埔军校六分校学习军事，以报效祖国。会后，白又到西安清真大寺参观，他还接见了西安各清真寺的阿訇，勉励他们在国难之际要爱国爱教，并给各清真寺阿訇送了一台德国制造的精致小座钟作纪念。
　　日寇对西安回民地区的野蛮轰炸，激起了全国回族同胞的极大愤慨，各地回民纷纷声讨日寇暴行。仅南京市就有四万回民集会游行，并发表《告全世界伊斯兰兄弟书》，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也发表了《为暴敌轰炸回民区西安回民告世界伊斯兰兄弟书》，揭露日寇屠杀回民的暴行，呼吁世界穆斯林“抵制日货”，“抗日援华”，“加强世界伊斯兰兄弟之间团结”。
　　1938年9月13日，陕西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和共同声讨暴日，“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和《告西北回民书》外，还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
　　1938年9月23日，《新华日报》以“西北回民昨开抗战献旗大会，拥护中央抗战”为标题，详细报道了当时在西安召开的这次盛会。中国共产党对回族人民抗日救国活动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极高的评价：“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组织的成立，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组织救亡团体及请缨杀敌，都说明了有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已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他们不仅在国内参加抗战的伟业，还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组织到海外的回民中进行国际宣传，使近东和全世界的回民，都同情、援助中国的抗战。”
　　四、陕西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及《伊斯兰青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西安回族知名人士马正卿利用大学习巷9号家舍临街门面房创办回民图书馆，以“启发回民知识，倡导社会教育，提高文化水准。”为宗旨，于右任、邵力子、李墀曾题写馆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回民图书馆迁至大学习巷北口的“户县会馆”里，馆室扩大。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激起全国各族同胞的无比义愤，马正卿以反对侵略者为己任，故更馆名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与回坊知名人士组织成立了“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任宣传部长；他还任“陕西省回民防空宣传服务团”团长，动员群众积极做好防御敌机轰炸，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12日，马正卿参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任该会宣传团团长，参加西北各界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的民众大会，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抗日八大主张。他是登上誓师大会主席台的回族代表。张、杨二将军还特地派专车给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赠送《小学生文库》、《抗日歌曲集》等书刊2000余册；党的地下工作者宋绮云家在庙后街，与图书馆很近，经常给馆室送来各种报刊。为此，马正卿在图书馆门前墙壁上新添了阅报栏，每日坚持更换，供群众及时了解时事新闻，关心抗日战争；1939年5月27日，《新秦日报》报导：“陕西省回民为应战时社会服务之需要，特组织战时工作农村服务队，由队长马希文(马正卿之子)率领，日内即可出发，深入农村普遍宣传。”可见在抗战时期图书馆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形式也是多样的。马正卿还在图书馆门前公开张贴“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吸引了更多的读者观看，很受民众欢迎。
　　1936年，孙明初创办了伊斯兰派报社，负责发行东北大学回族师生办的《伊斯兰青年》杂志，地点在大学习巷清真寺附近。该杂志刊登有伊斯兰教知识，也有抗日救国运动初期西安、西北回族经济、教育及抗日救国的文章等。杂志在当时西安的抗日救国运动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被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所重视，还被收入邵力子个人政务档案中。张学良将军亲笔为该杂志题写了刊名。这可能是张学良将军在陕期间的唯一题词。
　　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张玉良受组织委派准备在西安创办一份抗日救国的进步文学期刊。他联系本市回族青年刘希贤和其它几位回、汉青年共同筹办。因经费短缺，刘希贤争取西安回族中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李俊仁、刘廷杰、程正光、王月波等的资助，创办了《流火》文学期刊，取《诗经·幽风》中的“七月流火”之义，刘希贤、张玉良分别任社长、总编辑。创刊号登载了西北大学教授苏金伞等人的诗文和抗日救国的文章，还刊登汉译《古兰经》一章。出刊数期，由于抗日救国的倾向比较突出，便被当局查抄，被迫停刊。
　　五、团结一心，国家至上
　　三十年代末，西安、重庆、香港等地上演过一出《国家至上》的话剧，曾轰动一时。这是由老舍、宋之的编剧，由中国万岁剧团(郭沫若为团长)排演，张瑞芳主演的以回族同胞抗日救国为题材的抗战剧。这出剧由我国现代回族教育家、文化活动家、中国回教抗日救国协会理事马宗融先生根据西北乃至全国回族抗日救国事迹而创意的。他曾说：“就希望看用回族抗敌题材来编写戏剧，以表现回族人的抗日精神。”他把这个愿望托付于至友、作家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他的《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中说：‘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给回教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情不可却，我就拉宋之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 “这出剧讴歌了回族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事迹，剧名《国家至上》点明主题：回族同胞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威胁和拉拢利诱，毫不屈服，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日本侵占东北、华北后，蓄谋肢解西北，怂勇各地方政府“分治”，尤以陕、甘、宁三省回族聚居区为重点。他们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回汉矛盾，鼓吹“回民自治”，企图在西北地区成立一个类似的“满洲国”的傀儡——“回回国”。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日本人炮制许多谬论，指出“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他收获。”日本人故意夸大回汉之间矛盾，挑拨回汉关系，言“抗战是为汉族，日本人与回回没有矛盾”。打着“尊敬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帮助建立“回回国”的幌子，来欺骗迷惑回族群众。
　　1944年初，西安清真大寺掌教马谦益阿訇在包头清真寺开学。这时，日本占领当局玩弄阴谋，要马阿訇代表西北回民赴日本参观，朝见日本天皇，以示“中日亲善”。马阿訇得知情况后，装病卧床，后因日寇加紧威逼，马阿訇化装连夜与骆驼商队逃出包头去了定边。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张杰、刘春、宋友国、丁溪野等有关方面同志热情接待了阿訇，并请马阿訇在定边清真寺为群众领了开斋节的礼拜。边区回民当家作主，行使民族平等和民主权利的情景，使他深受感动。马谦益阿訇回到西安，用他的亲眼所见宣讲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边区回族当家作主的情况，激发了西安穆斯林同胞的爱国抗日热情。
　　西安骡马市，是西北最大的骡马交易市场，有着四、五百年的历史，骡马市自古以来由回族同胞经营。
　　抗战时期，骡马市市场回族积极承担陕北红军选购战马与军用载重驮骡的任务。西安东门里一家油坊，是中共地下工作联络点，专门负责与陕北的联络及物资供应工作，马市上的马明章、马克武、马培善与此保持秘密联系，为陕北选购驮骡。他们把选购的驮骡送到三原、淳化，在那里由事先从陕北下来的人接走。根据红军大量需要好驮骡的情况，马培善等人凭借长期交易牲口的经验，觉得陕北的地形最适宜腰筋、腕筋有力的骡子，而河南灵宝、陕州的骡子最佳且骡源多。他们利用“赶会”的机会，到灵宝、陕州为陕北边区选购了千余匹上好的驮骡。陕北红军派员来到西安买驮骡，住宿不便，马明章接待后，用自己的钱在东亚饭店包租了一个房子，安排几位同志住下。红军某部留守处周政委来西安购买驮骡，由于他们来得急，时间又短，数量较大，骡马市上难以解决，市场上的回族同胞便利用自己的关系四处打听联系，终于在耀县打听到货源，派马明章等人陪周政委到耀县选购了400多匹好驮骡，解决了部队的急需。仅抗战时期，西安骡马市的回族同胞们冒着危险，先后给陕北红军购买好驮骡7000匹，军马600多匹，有力地支援了子弟兵，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杜秀升是一位回族实业家，原是河南省总商会会长。1935年，在西安创办华峰面粉公司，该公司是西北最早的现代化面粉厂。开封沦陷后，几经转辗，杜秀升到了西安，任华峰面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安徽回民马肇鹄任生产科长，公司里还有不少回族工人。1941年，杜秀升任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会理事长，他领导西安的华峰、成丰、福豫、和合，宝鸡的福新、大新，汉中的新和等面粉厂，统一接受当时政府的军粮生产任务，给各厂分配生产指标，协调各会员厂的关系。为了保证军需任务，他经营的华峰公司挖掘潜力，把日产面粉四千袋提高到六千袋，并研制出少量的一等粉和麦精，供给来华参加抗日战争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相继失陷后，大后方的整个军需民用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的大米和陕西的面粉，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杜秀升领导陕西面粉企业，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需民食，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西安回族穆斯林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列，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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